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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历代人物:彭真(图)

时间:2012-07-26 18:13来源:进入论坛手机读报

   

 

    简介

    彭真同志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傅懋恭。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   

  彭真幼年时白天随父母下田劳动,夜晚全家纺线,饱尝生活艰辛之苦,曾随祖母愤起反抗恶霸欺压。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开始读私塾。1919年,考入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受五四运动影响,带领同学进行反帝爱国宣传。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大革命时期,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区)委、一部(区)委、三部(区)委书记,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职工运动委员,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1923年,在太原主办以工人为主要学员的成人夜校,参与组织反对曹锟贿选的斗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1924年,参与筹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斗争,并参加领导成立了太原和山西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总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和各界民众反对阎锡山强征房屋估价税的斗争,五卅惨案后发动山西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在石家庄领导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1926年,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先后组织领导了石家庄和天津的纱厂工人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当时领导北平、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河南等省市党的工作)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深入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组织领导天津近郊农民开展反霸护佃斗争,在农民中发展党员。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遭受酷刑摧残,坚贞不屈,组织被捕同志同叛徒、敌特进行斗争,减少了党的损失。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任书记,组织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1935年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组织领导天津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组织部部长,并直接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他支持刘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和纠正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及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巩固和发展“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5月,作为白区代表团主席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会议上发言强调,党在白区的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同时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接着,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论述后,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认定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真同志参与部署党在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他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提出并实施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以及土地、经济、劳动、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他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晋察冀边区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1941年,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建设的基本经验。这个汇报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由中央批转各根据地党委。此后,留在中央,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加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1944年参加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延安,他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为培养党的领导骨干,为开展敌占区、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总结了我党进行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团聚群众,蓄积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在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变化急剧的情况下,严肃执行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决定、指示、命令,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为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1947年,回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指导晋察冀工作。194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2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49年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从1954年起,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同志负总责。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建国后十七年中,他作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成员,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彭真同志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社会历史变革。解放前,北京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北京刚一解放,他就强调把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作为北京市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并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首都建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又要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服务。到1951年,北京市的国民经济就得到全面恢复,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的经济建设持续突飞猛进,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他从进城不久就开始抓首都城市规划,1956年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1958年,他领导了十大建筑的建设和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既爱护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强调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犯路线上的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工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十七年中,他为把首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城市,精心擘划,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彭真同志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给予高度重视。他强调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又是高等学校集中的地方,努力办好这些高等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主持制定了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他热忱关怀青年的健康成长,连续多年向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勉励他们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同工农相结合,坚决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发展城市人民大众的文艺”,号召文艺工作者像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到工厂中去,反映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代;并提出要“推陈出新”,对旧戏加以改造,从改造中提高。他经常深入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广交朋友,听取意见。他尊重、团结老的知识分子,关心、培养青年知识分子,重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1965年,在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真理要受社会实践检验。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同志把执政党的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认为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1950年,他把新形势下防止党的腐化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保证党永不腐化,一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二靠跟群众密切联系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三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四靠制度、法律和纪律。他强调,保证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严重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靠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他要求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他说: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有多少就说多少,这是共产党的本色。不要说瞎话,不要掩盖缺点和错误,更不要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害死人,是要亡国的;严肃地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关心、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在1979年4月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对自由化思潮必须严重注意。但不能动摇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决心,不能动摇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决心。
  1979年9月彭真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连任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确立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反复强调:要“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四项基本原则既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断改革、发展、完善的”,改革开放“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从总结我国三十多年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不会改变的;“不发展商品经济,我们的经济就搞不活,要从战略上看准这一点,坚决干下去。”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全国各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十分关心经济特区建设,多次进行实地考察。1987年他到深圳、珠海视察时,指出:特区办得成功,方向对头。应该允许特区先行试验,大胆改革。特区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外向型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改革,更加开放,更加搞活。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主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1954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宪法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制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接着,又领导了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身陷囹圄期间,他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工作。1979年以来,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指出: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到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不仅依靠政策,而且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立法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东西;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把法律交给群众,这是法律得以遵守、执行的可靠保证;在我们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服从人民意志,三者是统一的。
  彭真同志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对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1951年,他就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国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赋予的职责进行工作,一不要失职,二不要越权;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在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统一思想,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要不断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使它的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彭真同志长期分管新中国政法战线的工作。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建立和健全政法战线的机构、制度和队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为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恢复、健全、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殚精竭虑。1980年,他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他确定了“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从而保证了“两案”审判的巨大成功。他总结政法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队伍建设作了全面论述,提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的犯罪,坚决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保障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对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则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教育、感化、改造他们;政法工作必须紧密依靠党的领导,紧紧依靠群众,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反对和克服神秘主义;必须大力提高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彭真同志代表党和国家,会见过许多国家的朋友和同志,出访过许多国家,多次参加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会议和会谈。在外事活动中,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为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88年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仍然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评价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他说:小平同志讲,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更好,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两手抓。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要坚持改革开放,一直到共产主义。近十年来,彭真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以全部的精力读书、看报、阅读文件,外出调查研究,关心国有企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党的建设,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国际的风云变幻。由于疲劳过度,1991年4月和1992年9月先后两次突患重病。他以钢铁般的意志,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两次战胜病魔,创造了奇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关心彭真同志,他也认真地向中央提出建议,坚决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党的十四大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1991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彭真文选》。他的《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三本文集也已先后出版。

    贡献

    彭真同志早年在太原求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矢志不移,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大革命时期,彭真同志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山西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作为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后,他参加北方局的领导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地区党的组织,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一九三八年后,他和聂荣臻同志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他到中央工作,参加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参加七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担任领导工作,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的战略决策,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为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和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竭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长期担任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工作,为首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彭真同志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不犯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他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基层单位,直接听取意见。他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处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强调要在学术界、文艺界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一贯提倡和坚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探索革命和建设规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但他在逆境中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决的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彭真同志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的进行,为确立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到各地考察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祖国大地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

  彭真同志长期领导和主持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具有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极大地推进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他长期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为健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努力,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长期分管政法工作,为推动政法战线制度和队伍的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代表党和国家,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外事活动。他坚持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处理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彭真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非常关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工作。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永远记住,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母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永远在车间里,在田野上。这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我们应该永远铭记。

    生平   

    1902—1929年

  1902年

  10月12日 诞生在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的一个从山东逃荒来的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傅懋恭。幼年即随父傅维山、母魏桂枝下田劳动,夜晚全家纺线,以维持生计。

  1914年

  农闲时,开始在本村私塾读书。

  1919年

  考入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受五四运动影响,带领同学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1922年

  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决心继续求学。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参加一中进步组织青年学会,阅读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冬 任一中青年学会设立的平民小学校长。

  1923年

  5月 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中学生半月刊》上发表题为《五一节与中国工人》的文章,笔名“春雷”。

  冬 经高君宇、李毓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 参与组织反对曹锟贿选集会和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

  本年 主办学员以工人为主的成人夜校,宣传革命道理,开展工人运动。在一中开办青年图书室,介绍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4年

  本年 参加组建山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为负责人之一。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参与筹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展国共合作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员的活动进行斗争。

  9月 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学生部负责人。

  12月 参加领导成立太原国民会议促成会。次年5月,召开山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当选为促成会秘书主任。

  1925年

  1月 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将工人组织起来,开展工人运动。受中共太原支部委派到临汾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破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推动该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

  2月 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委,当选为书记。

  春 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会代表身份当选为太原学生联合会总务。

  5月 参加领导山西各界群众反对阎锡山强征房屋估价税的斗争,迫使阎锡山取消房屋估价税。

  6月 五卅惨案后,发动组织“太原市民为英、日惨杀上海学生、工人案后援会”(后改为“山西各界为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会”),任副主席。

  7月至8月 指导成立正太路太原工人雪耻会,指导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分会,指导成立太原总工会。

  8月下旬 调石家庄,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领导恢复正太铁路总工会。

  1926年

  1月17日 在石家庄组织召开有一万二千多人参加的追悼高克谦烈士大会并发表讲话,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2月 作为正太铁路总工会代表,出席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

  3月下旬至4月 组织领导石家庄大兴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

  5月 调天津工作,至1927年夏,先后任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区)委、一部(区)委、三部(区)委书记和天津地委组织部长、职工运动委员。

  本年至次年夏 先后组织领导天津各纱厂工人斗争。

  1927年

  夏 组织领导天津近效小刘庄、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和贺家口等五村农民开展反霸护佃斗争,在农民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8月中旬 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11月,任书记。

  秋至次年春 作为中共顺直省委代表赴唐山,指导当地党的工作,组织工人准备暴动。

  1928年

  2月 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汇报顺直省委党的工作情况。

  本年 先后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和中共天津特区委书记。

  1929年

  2月 中共天津特区委改为中共天津工作办事处(天津工作会议),任书记。

  6月中旬 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组织被捕同志与叛徒、敌特进行斗争,减轻了党的损失。

    1930—1939年

  1930年

  春 被反动当局判处徒刑。在狱中,组织中共秘密支部,任书记;组织难友学习马列主义,坚持斗争。

  1935年

  夏 刑满出狱。

  秋 任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

  12月 组织领导天津抗日救亡运动,指导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的工作。

  1936年

  春 任中共北方局驻冀东代表。改组京东特委,重建冀热辽特委。

  夏 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8月至10月 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到北平组建中共北平学委,改组中共北平市委。在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上连续发表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关门主义及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12月 西安事变后,代表北方局向北平党的组织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并向许德珩等知名爱国人士宣传中共中央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北方局决定,直接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

  1937年

  1月 指导成立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

  2月 指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5月2日至14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任白区代表团主席、大会主席团成员。5月6日在会上发言,强调党在白区的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同时指出“必须将党独立性提高”,否则“只有给国民党当尾巴”。

  5月17日至6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参加在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支持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

  7月 中共北方局成员调整,仍任组织部长。后随北方局机关赴太原,参加部署党在华北地区的工作,组织开展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

  2月 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在冀豫晋省委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结论报告,指出在统一战线中要“保障党的政治和组织的独立性”。会议期间,召开少数领导干部会议,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争取领导权。

  3月 到晋察冀,在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的同时,召开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争取领导权。

  3月26日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北方局代表名义常驻晋察冀,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及平津党的工作。

  4月 参加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

  5月10日 发表《广泛进行抗战的财政动员》的文章。

  6月 在中共晋察冀省委组织工作会议上作结论报告,指出在党的工作中要“肃清学生式的幻想和工作作风”,“培养大批有独立战斗力的干部”,“大批吸收工人、贫农入党”。

  7月 参与指导冀东20万民众的抗日大暴动。

  9月至11月 参加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报告。全会主席团10月5日致电晋察冀边区,指出:“全会扩大会听了彭真同志关于晋察冀边区的报告”,“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晋察冀边区已“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10月13日 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杂志上发表《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的文章。

  11月9日 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兼晋察冀分局(即北方分局)书记。

  1939年

  1月 主持召开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作《关于新阶段的诸问题》的结论,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和精神,把它融合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

  1月 北方分局党校成立,兼任校长。

  3月27日 致电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就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企图分裂晋察冀边区的阴谋,提出维护边区政府及边区完整的对策。

  8月初 主持写出《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二十个月来党的工作总结报告提纲》上报中央。

  10月 主持召开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

  11月16日 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党委赵林等,强调“我们必须与新派、续(范亭)部密切配合打击旧派”。12月14日再电赵林等,提出晋西新旧两派发生武装冲突后我党的方针,指导粉碎山西反共顽固派发动的十二月事变。

    1940—1949年

  1940年

  1月 主持召开北方分局干部会议,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指出当前党的任务“主要是击破大资产阶级的阴谋,巩固自己,去争取时局的好转”,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4月 主持召开北方分局扩大干部会议,部署抗日反顽斗争,提出巩固党的工作和坚持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

  5月15日 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在农村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地主富农抗日,以孤立日伪汉奸。

  7月1日 在北方分局纪念建党十九周年大会上作《为把晋察冀边区建设成模范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党在晋察冀根据地内正在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8月13日 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通称“双十纲领”)在《抗敌报》上公布。19日,在《抗敌报》上发表《关于我们的目前施政纲领》,提出“进一步地把边区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的雏形”。同年秋,领导全边区进行普选,民主选举产生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

  9月上旬 主持召开北方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作《目前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总结晋察冀边区三年来的工作。

  10月7日 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报告晋察冀边区实行统一累进税办法。

  1941年

  1月15日 在庆祝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号召“全边区一千五百万人民要紧急动员起来,和顽固派、亲日派的反共阴谋作无情的斗争!”

  6月4日至8月21日 在延安,分七次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晋察冀边区工作。中共中央逐次将汇报要点批转各根据地党委。汇报后,整理成《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毛泽东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

  9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拥护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结合华北党的历史经验,说明“克服主观主义是决定我们党的生死问题”。

  9月26日 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

  12月 起草《中央党校计划》。根据毛泽东指示,同校委会研究确定办校方针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

  1942年

  2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彭真仍为教育长,主持政治教育会议,并负责出版学习报。

  5月14日 为《解放日报》撰写代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指出整风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就是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立场、彻底的唯物论的观点、彻底的辩证法的方法,领会贯通的“标准是实践,是会不会实际应用”。

  9月16日 在中央党校全校大会上作《关于党校讨论大会的方针问题》的报告,提出“在真理面前大家是一律平等的”,讨论会的目的在于“把原则问题、是非问题、思想问题弄清”,“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1月2日 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主力与民兵》,指出“我们的军事政策是主力、游击队、民兵三者的配合建制与配合作战”。

  1943年

  1月4日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党校整风情况》的报告。

  3月16日至20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9月 在中央党校指导编排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次年1月9日,陪同毛泽东观看彩排,当晚毛泽东写信赞扬这个戏“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

  9月上旬至12月初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会议。

  1944年

  3月5日 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 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任历史报告委员会成员、组织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6月5日 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9月1日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7月18日、19日 在中央党校整风大会上作《思想方法问题》的总结报告,指出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目的在于求得主观与客观相一致。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作《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报告。

  1945年

  4月20日 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4月23日至6月1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作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并作《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的发言。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6月19日 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8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9月15日 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16日,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18日,到达沈阳。

  10月13日 为东北局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提出“我们一方面要准备应付十二月与蒋进行大战,另一方面要迅速建立持久斗争基地以便与蒋作长期争夺”。

  10月26日 在沈阳干部会议上作《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全东北》的报告,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接收政权,积极收集、保管资财,建立根据地。

  10月31日 任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

  11月29日 为东北局起草《今后工作的新方针》的指示,提出把工作重心“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四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3 0日,为东北局起草给各地党委并各兵团政治部电,要求各地在创造根据地时搞好减租和生产。

  12月3日 为东北局起草关于东北情况与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应以孤立进入长春路各大城市之顽军与争取我完全能够掌握次要城市及次要交通道路为作战目标”。

  12月6日 为东北局起草指示,强调“迅速改造政权并把它紧紧地握在人民的手里”。

  12月8日 为东北局起草电报,提出要把新老部队“合编组成野战兵团,并成立军区基干兵团及县的武装,划分地区统一施政建设,创造广大的阵地,以造成我军与顽军战、和之有利条件”。

  12月24日 为东北局起草指示,强调“争取群众,发动群众,乃是各项工作中决定的一环”,要“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先解决汉奸土地及敌伪强占土地问题,然后再适时地转为普遍减租运动”。

  1946年

  1月26日 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党军的进攻“拟坚决采取自卫手段”。27日中央复电“同意彭意见”。

  3月26日、29日 为东北局起草迅速占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确保北满于我手中的命令。4月中、下旬我军先后占领长、哈、齐。

  4月19日 为东北局起草《切不要忽略根据地的建设》的指示,指出:“不把中小城市、广大农村的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建立巩固之后方根据地,我们便不能持久作战,已占大城市亦难于站稳。”

  4月22日 为东北局起草《关于发展党的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中,“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在斗争中大量地慎重地发展党员”。

  6月16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干部重新分工的指示,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7月14日 在中共哈尔滨市委机关干部会议上讲话,强调我们依靠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店员、学生、贫民、农民,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打击敌伪残余、封建残余。

  8月7日 出席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并讲话。

  1947年

  4月11日 中共中央决定,彭真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后留中央工作委员会为常委。

  5月2日 离开哈尔滨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7月至9月 出席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

  10月3日至11月9日 在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上作《关于平分土地与整顿队伍》的报告和《迎接土地革命的高潮》的结论。

  1948年

  4月30日至5月7日 参加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5月23日 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7月6日 在北岳区城市工作干部会上作《做好城市工作,迎接革命的新高潮》的讲话。

  7月10日 在华北局扩大会议上作《我们应如何执行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工作的指示》的报告,针对整党、土改中对干部、党员“否定一切”、“一脚踢开旧组织”和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提出了纠正意见。

  9月8日至13日 参加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2月13日 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7日、18日,在保定主持召开北平市委会议,研究接管北平的工作。

  1949年

  1月6日 在准备接管北平市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接管北平市的“总任务是推翻旧的政权和建立新的政权,彻底摧毁、肃清反动势力的残余”,对工厂、商店等企业机构“应予以接管和改良”。

  2月4日、5日 在中共北平地下党员会师大会上讲话,提出北平解放后的三项任务:一、粉碎国民党反动政权机构,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机构;二、恢复和发展生产,发展国营企业,保护私营工商业,加强对小生产者的领导,在自愿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三、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大批干部,输送全国。

  4月16日 为北平市委起草《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提出“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乃是北平党政军民目前的中心任务”。

  8月9日至14日 出席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8月24日 起草给毛泽东并华北局《关于开展城乡贸易及恢复发展生产工作的报告》。毛泽东8月26日将此报告批转各中央局,指出,“其中有些经验是各地可以采用的”。

  9月21日至30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0月17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关于郊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10月19日 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11月20日至22日 出席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主席。

  12月21日 起草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封闭妓院的情况报告》。此前,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1月21日通过封闭妓院决议后,在十二小时内完成了封闭妓院的工作。

  12月22日 在北京市文艺干部会上作报告,要求文艺工作者“和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到工厂中去,反映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代,用文艺形式来反映和指导我们的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大众的生活”。

  12月24日 在华北公安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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