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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书画名家:樊习一书法·亭人的画·韩左军书法

时间:2012-11-22 15:30来源:山西新闻网·临汾频道进入论坛手机读报

樊习一:情近翰墨  卓然成家

 

 

樊习一

    山西新闻网·临汾频道  近年退休闲居,以书会友不见其少,反见其多,这一情况是颇自引为欣慰的。其中时常往还者,便有补斋樊习一先生。
    樊先生祖籍山西夏县,定居号称尧都的古平阳城——临汾。他小我两岁,体魄健朗,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66岁)要小那么十来岁。他的公子在北京工作,亦好书法,故一年当中他居京城的时间不算短。每次来京,差不多总要给我挂个电话,相约一叙。
    不佞与樊先生皆嗜烟,喷云吐雾,可以不分轩轾。但有两条我远不及他:一是我木讷口拙,而他则活泼健谈;二是我不胜酒力,而他则见“酒”眼开,很是性情。我接触过的山西写字的朋友中,号称“豪饮”的当推田树苌老弟,其次或许要属樊先生了。有好事者或问:樊先生到底能喝多少?这,我也摸不大准,但看上去一半瓶山西“杏花村”酒大概可以尽兴罢。

行书中堂《菜根谭》


    樊先生笔名一凡,别号有好几个:望汾楼、可追堂,还有补斋。头衔也不少:诸如山西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评审委员、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山西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特殊津贴专家等等。樊先生虽有自谦“凡此,皆浮誉也”,但客观地说,是无愧于“书法家”这一称号的。衡其成就和影响,“书法家”前头再冠以“著名”二字,当亦不虚。
    樊先生尝言:“自幼聪颖,情近翰墨,数十寒暑,临池不辍”。可见是下了深功夫的。但光说功夫深,似嫌笼统。我想稍微具体一点,主要从樊先生学书的路子和取法上谈点个人认为有启发意义的东西。
    樊先生学书,走的是一条无数前贤走过的所谓传统的路子。现今走传统这道的,大体又分二途,即所谓写碑和写帖的。写碑写帖,乃是清代以来才有的说法。碑与帖,无分泾渭,并非形同水火。碑帖兼容,只不过各自有所侧重而已。有的侧重于写碑,帖之精华他不妨吸收一点;有的侧重于写帖,碑里头好的东西他也不会放过。我看樊先生的大路子基本上是属于后一类型的。     
    樊先生学书既已明确为传统的写帖一路,那么自然也就涉及其取法,也就是学什么的问题。在取法问题上,现在大家观念认识很不一致。樊先生同许多朋友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坚持一个观点,即把师法的重点放在学人们公认的名家、名帖、名碑上,也就是传世经典的东西。
    学书,路子和取法固然很重要,但最终还要看效果,这就又牵涉一个学得好不好的问题。或问,樊先生学得好不好?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山西大学著名学者、老书法家姚奠中先生评樊先生学书,尝以“正入变出”四字概之,诚为的论。樊先生路子,取法正,有正而入,且入得深。入得深,则所得必多而精,此其一;其二,他于所取法者,既钻得深透,复能博取众长,化为己有,脱胎换骨,变通而出。
    综观樊先生书法,楷书、隶书、行草,他都能写。比较起来,行草应该算是他的长项。其作书习用长锋羊毫,搦管颇高,运笔松快深稳,不拿架势。近年更兼攻大草,也是意中之事。今春曾以行草陶渊明《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13米长卷见未,嘱跋其尾,拙跋有云。

小楷册页范仲淹《岳阳楼记》


    展卷拜观,浩浩洋洋,为之神往。……其取法,于“二王”、孙虔礼、张长史、释怀素、黄山谷之外,复参以八大笔意,融会而变通之,颇得草圣三昧。观此钜制,信有以也。可见其挥运之际,意态闲雅,而笔致沉著痛快,迭宕之势,如龙威虎振,雄健苍茫。……
    我感觉,樊先生人虽已入老境,但其书法却精气充盈,很有活力。他没有固步自封,好像仍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深化、不断地追求高雅。这岂不正是樊先生为艺难能可贵之处吗?与樊先生聊书法,每多共识。比如对于写字,一定要字内功和字外功双管齐下,“板凳须坐十年冷”,方能有所成就。任何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终究是不行的,更不会走得太远。樊先生尝言:“心不静,写不成‘二王’,写不成《兰亭序》。”这是说写帖需要心静。其实何止写帖,写碑难道不需要心静吗?回答当然也是肯定的。
    还有二、三事不妨一提:
     一、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樊先生带出许多弟子,据称已有数十人加入省书协,其中十多人加入中国书协,不少人的书作入选全国书展并获奖。
    二、樊先生慈善为本,助人为乐。往昔诸如长江水患、汶岗染疾、抗击“非典”等,均尽其心力,携众弟子或举行义卖笔会,或慷慨解囊,献上一份爱心。
    樊先生之为人、德行,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作者:张荣庆 原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主任)  组稿:姚建红

 

 亭人和他的画

 山西新闻网·临汾频道  赵亭人 ,1963年生,山西万荣人。 初受祖父耳提面命,习文诵诗,描红涂鸦,随入丹青之门。 1983年考入山西大学美术系国画专业。 1987年分配到山西师范大学工作。 1998至1999年做中国艺术研究院陈绶祥先生访问学者。 2001年起参加中国新文人画活动。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陈绶祥艺术教育工作室访问学者, 山西师范大学书画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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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印象中,亭人像是有几百岁了,虽然他很年轻。    

    亭人的眉毛与胡子都很黑。黑与黑不同。亭人的黑是很古气,很厚。最爱看他的笑,笑得很朴厚。只有在笑的时候,才让人觉着他精神中的闪烁。笑的时候,亭人的眸子很亮,用这样的眼看山山水水,山水想必也会一片清朗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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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西冷秋色 尺寸  46×90cm 年代  2005年

    说到画家的气象,可以不必先看他的画,看人便也有滋味在里边,亭人便是有滋味者。让人觉着他有好几百岁的岁数,是他的沉定。画家便要这样。如果是鼠窜样的性格,一刻也不肯安定下来,下笔难免妄然。国画家最怕的是妄下笔,一笔妄下,笔笔皆妄,一幅画便会火气逼人,了无可看。用毛笔和宣纸作画其实就是修炼——峨眉山的蛇精一样地苦苦修炼,直至修炼成仙。说到画家修炼,形而下是笔下的功夫,形而上是精神气象,说精神气象好象亦不对,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综合,是技巧,是印象,是无技巧,是无印象,直至上升到一种感觉。感觉是什么?是更加复杂的综合,对纸的认知,对颜色的认知,对赭石与秋叶之间关系的认知,对花青与大气之间关系的认知,笔墨功夫与山水云岚之间的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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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乙酉花事之二   尺寸  45×32cm   年代  2005年

 

    亭人的山水大多用减法,挂在那里会从许多画作里跳出来。亭人的山水,这里一山,那里一树,皆惨淡经营,不肯多,是简静。看亭人的画,可以感到有建筑的意思在里边,是小小心心,是一点点不肯放纵。国画是越少越难,越简越难,亭人是胸里先有了,再布施到纸上。我看他的山水,大多是立轴,立轴易于高峻却难于深远。亭人笔下的山不是重重叠叠,而往往是一座两座,而且不是整座山黑兀兀的挺立上去,他笔下的山往往是断山,当然是被那云雾断掉。    

    亭人的山水下笔拙重,轻盈之笔好象不太多,恰像其人,话很少。而他的山水用色用墨也亦拙重,是简单而引人注意。亭人的画挂在那里,让人体味到简静拙重的意思,但亭人的画可不可以再复杂一些,或者会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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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春娇迎风 尺寸  33×66cm 年代  2005年

    画家有时候就像是登山者,望着山顶,每个人都想找到一条自己的路,倒不是捷径。艺术原无捷径可走,也不必。国画家便是千年修炼的妖精,并非常人。你要找到捷径,那你只能是常人。艺术家是用心在那里走路,一寸一寸地走下去,昂首阔步不是画家的姿态。
   我看亭人的画不多,不知他是否曾从笔墨的繁华中走来,也不知他朝哪里走去。看他的画明白一点的是能感觉他在摸索。摸索的精神是伟大的。一个肯摸索前行的人,哪怕迟缓一如蜒虫,也会在器物上留下亮闪闪的一道过痕。艺术家怕的就是不摸索。看亭人的画,如读绝句,有格律在里边,还能让人感到有一个“我”在画里,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艺术最终是要走向无我。    

    面对亭人这样的画家,我总是很想与他在竹间品茶,或松下看云。为何做此想法?因为他的画作让人感到这种精神的存在。    (王祥夫)

 

 

对话韩左军先生   

    山西新闻网·临汾频道   李建森(以下简称李):听到您办展的消息,很高兴,在不同的时间段落里,有一些个人风向标的东西出来,值得祝贺。您谈谈这次办展的主要旨意,好吗?
    韩左军(以下简称韩):我这个人低调惯了,总觉得办展是个劳民伤财的事,在国内除参加过几次博览会有个展位算是个人展外,没有在外地单独举办过大的展览,这次晋宝斋邀请办展,意在为我市高龄书画家搭建一个平台,做一些宣传,与书画家和斋号都有好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获得双赢”。晋宝斋是我们山西的文化品牌,能受邀办展,当然是一件美事,我痛快地答应了,而且是他们物色对象的第一人。借助他们的平台,展示一下自己,把自己多年来在这块书艺园地里耕耘的收获,奉献给观众,同时接收一下观众的品头平足,以便在有生之年能再创作出一些更好的作品,回报社会。
    李:您曾在西安光学测量仪器厂,邮电部侯马电缆厂工作,也是高级工程师,这种职业经历对您的书法会有怎样的影响?
    韩:我的出身是学生,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学的专业是工程技术,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光学测量仪器厂,后来调入邮电部侯马电缆厂,工作都与我学的专业吻合,我应该专心致志地搞好本职工作,可是从小受到家庭的熏染,上大学之前一直热衷于艺文,而且常在省、地一级的报刊上发表作品,考入工科大学也是阴差阳错造成的。人常说狗改不了吃屎,话虽粗却在理儿,儿时的志趣很难磨灭,就象埋在干土里的种子,一有合适的空气、水分条件便会萌发。于是不管在西安,还是回到侯马,一有书法类的活动,就心里痒痒,想去参加。但是我有个原则,本职工作一定要搞好(尽管这样仍有不务正业之嫌)。我曾说过,本职工作是谋生的手段,书法爱好是毕生的追求。这就是说,必须首先搞好本职工作,否则就有打掉饭碗的可能,饭碗打了,再有追求也是空的。本职工作属于“工”,业余爱好属于“艺”,“工”是严谨的,“艺”是浪漫的,用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事情都可以相辅相成。书界不是有一句口头禅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吗?学书不能就字学书,要修字外功,要多读书,要开阔视野,才能提高书艺水平。对我来说,要搞好本职工作,肯定要挤掉一些“读万卷书”的机会,但是本职工作却给我提供了更多《行万里路》的机遇,同样会滋养我的书艺,城里丢了乡里补,关键是要“道心中有衣食”。
    李:学书经历贯穿着书法各体面貌的生成,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历练,您认为取法和创新,时代风尚和个人风格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韩:在“道心中有衣食,衣食中无道心”的信条下,我坚持了对书法艺术的虔诚追求,自幼临池碑帖数年不辍,夯实了学书所需的基础,这就是取法。取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创新,或者叫超逸,超越。艺术是需要标新立异的,踩着别人的脚印走,永远成不了冠军。标新立异建立在取法的基础之上,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只能得乎其下。由此可见取法之重要。至于时代风尚和个人风格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有影响,但没有因果关系,除非你刻意追求时代风尚,那当作别论。
    李:“半工”、“半墨”这样的称谓,是不是有一些“自嘲”或“自谦”的意味,在志趣(书法)和职业(光学)的临界上,您是怎样取得最佳平衡的?
    韩:我的字叫半工,斋馆叫半墨楼,别署半墨楼主。半工,半墨,既不是“自嘲”也不是“自谦”,而是写实。前面说过,我的本职工作是搞工程技术,需要时间(法定时间,八小时以内)需要精力,书法爱好是从小刻在骨子里的,不忍割爱,就只能“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困乏其身“了。上班时间不能搞,只能挤出点业余时间。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就有”,于是把八小时以外可利用的业余时间,全部挤出来给了书艺研究。半工半墨之“半”赋予的是时间概念,至于别人怎么理解,那是他们的事了。
    李:从影响力或学术性的角度说,您都是山西重要的代表书法家,这种社会声望您怎么看?对于自己的书法,自己会如何评价?
    韩:说我是山西的书家,或者说是山西年龄较大的书法家都对,都可以,说我是山西重要的代表书法家过誉,不敢领受。我的书法基础是唐楷,行草书是我的代表书体,但行草没有认真临过帖,看到好的东西,就随便用手比划比划,或者叫做“空临”,时长日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我有时写字作点划叫做蜻蜓点水,蜻蜓点水好像很轻盈,我正是利用这种轻盈,成就了自己的书法风貌,记得2006年在太原参加一次中国山西国际书画博览会时,有位既是书家又是书法理论家的老者,多次到我的展位驻足,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从你的作品可以看出,你写字的时候非常轻松”,我暗自佩服这位老者的洞察力,确实我写字不象有的书法家写完一幅作品累得满头大汗。也许这就是我与他人的区别,总之我觉得自己的书法特色如果用最简练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就是八个字|:飘逸洒脱,自成天趣。
    李:从您的书法全貌上看,以楷书和行草书为主,偶有篆隶,书体选择需要一种语言的自适,这是一种文化自觉,这种自觉意味着什么?
    韩:我的书法面世以行草为主,楷书作为书法家的家底很少拿出来示人,篆隶也涉猎一些,只是作为基本功训练,也从未拿出来参展,这是过去的事。后来,在出版我的第一本书法集时,觉得收入百余幅作品全是行草,太单调了,于是编入了少量的楷书,篆、隶作品作为点缀,以增加其欣赏性和视觉效果。近年来也相继推出了一部分楷书和篆、隶书作品参展、出版,这部分作品与奔放的、喧闹的行草书比显得平静、稳健,但是需要较深的临池功夫,所以就有人说:原来别人“收”的时候你“放”了,现在别人“放”了你“收”了。是,没错,不要说从写行草书到写楷书,篆、隶书看似收了,单就行草书而言,50岁前写的与50岁后写的也有很大的不同,50岁前写的张扬,恣肆,有火气,50岁后则锋豪内敛,显得温和,这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  我想这符合古人所说的:学书先求平正,继追险绝,复归平正的规律。说以楷书和行草为主,偶有篆隶,是一种文化自觉不虚,犹如歌唱家站在舞台上唱了一首通俗歌曲之后,台下观众一拍手,就再来一曲民族唱法或者别的。这种文化自觉也可以说是能量的释放。歌唱家唱了通俗唱民族也好,书法家写了草书写楷、篆、隶书也好,都是为了充分的展示自己。
    李:您也是“新时期书法运动”在场者,您怎么看待书法回归日常和主流(全民书法热)的这一现实?这正常吗?
    韩:书法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联合国的保护,然而现在高科技的介入,使人们对这门独特的艺术日渐冷落。不妨我们每个做家长的,翻开自己在校就读的子女们的作业本,那密密麻麻,点划狼籍的作文,或者答卷上的文字,深感无奈,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终久将被葬送。回归日常,正是这一严酷的现实需要。目前已有个别省市把书法课纳入学校教育,全国人大亦有高瞻远瞩的代表提案把书法列入小学的必修课。所以回归日常不是怎么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头等大事,必须付诸实践。当前的主流(全民书法热)是功利化驱使的产物,带有自觉性,其“全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是忽略了青少年这批庞大新生力量的群体,当前的“全民书法热”理应受到质疑。何时回归日常,让子孙后代加入到全民书法热的行列中,那才是真正的全民书法热,才是主流。难哉!
   李:德与艺是密不可分的,且德为先,正如傅山先生主张的“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请您就自己的书法实践,谈谈“人”的沉潜厚度,标拔高度与个人书风符码的走向存在怎样的关联?
   韩:“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是傅山先生的名言,是傅山先生的主张,也是傅山先生毕生实践了的,因此傅山先生名标万古,艺昭后人。同时也成就了不少先贤。书人应该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当做一面镜子,来鞭策自己,塑造自己。但是在功利化膨胀的今天,很多人已经与此绝缘。冠名著名书法家的甚至自诩为书法大师的只会写几个拙劣的汉字。真是“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林岫先生的《紫竹斋艺话》中讲了这么一个真实故事:1996年北京书画界中秋笔会上,有三位画家合作了一幅八尺整纸的大画,堪称佳作。东道主见之大喜,忙颠颠地请出一位书法家头衔的上级领导题画,该领导亦不客气,提笔即大肆涂抹,题写了一首黄巢的菊花诗,题毕围观者或沉默旁立,或掉头冷去,画家们见好画遭遇恶题,当即显露不快,再三说道可惜!可惜之一,题字将画面上部的松阴明月压去大半不说,时款又逼仄在左下方,题位不宜;其二,硕大画面只有几朵小菊花,以题菊花诗概全,内容不宜;其三,所用字体偏大,草书处之,点线夸张,使人眼花缭乱,书体不宜。读后哑然,敢问此公:作人乎?作字乎?
    李:“人书俱老”“老笔纷披”等“衰年变法”的个例充分证明,书法是“年龄”的艺术,您对此如何理解呢?
    韩:“当演员越老越不行,当医生越老越出名”,因为演员用的是生理元素,医生用的是阅历元素,搞书法和当医生的类同,是靠阅历成就自己的。
    书法风格的形成,是书法家对书法抽象语言理解之后的具象表现,而对书法语言的理解,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需要长时间的,甚至是毕生的磨练与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确实是“年龄”的艺术。但也不是说年龄越大越好,因为他毕竟除用知识元素外,还要用部分生理元素,如手眼的必用。当代大家卫俊秀,启功先生,百龄老人苏局仙等的晚年之作不也点划狼籍了吗?这样的作品只能说“老辣”而不能说美。只不过是书家最辉煌的年龄比其他职业者,如演艺人员最辉煌的年龄要长的多,最辉煌点出现要晚得多。  (李建森)

 

 

 

韩左军书法:透过笔墨见精神
 

邵大箴
 

    编者按:韩左军,1938年生,著名书法家。山西襄汾人。邮电部侯马电缆厂高级工程师。1966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曾任临汾地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临汾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系侯马市八至十届政协委员,侯马市文联常委,侯马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香港国际书画家交流协会理事等。他自幼偏爱书法,耕耘砚田近50年。前不久,当代中国美术理论家邵大箴先生撰写《韩左军书法:透过笔墨见精神》一文,对韩左军书法作品及艺术作了精道分析,且赞赏有加。本网今特发表这篇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韩左军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且具有独立学术品格的书法家,在创作中,他能一如既往地固守住自己的一片天,以洒脱自由而又扎实沉稳的心态怀抱世界。书法艺术是一种既简约素色而又繁复绚烂的富于哲学意味的艺术形式。书法所构建出的抽象的审美意境,能够被普遍的人类审美经验所悟化,所接受。 欣赏韩左军先生的书法,尤其能体会到一种辩证统一的哲学意味。其书法艺术作品看上去轻松而不率意,雄浑而不板滞,既出于传统,又能“活化”传统,把时代气息和个人情愫丝丝缕缕地渗透进去。当这种“活化变革”能力变成一种习惯时,也就化成了书家的一种趣味,一种发自内心的难以言说的感动,他已深深陶醉于自己倾诉的书法艺术世界里。
   韩左军先生的书法艺术作品,首先打动人的是其中那种浓重的古典情怀。古人云:楷书须如文人,草书须如名将,行书介于二者之间,以一种留主去次,呼应映带,以达到行书书写简略便捷的目的。细观其这些作品,深感先生笔精墨秒,端丽中见活泼,酣畅中寓遒劲;气息雄健清润,格调雅逸醇和。他通过笔墨再现了自己心灵深处涌动的情思。把自己的艺术感受升华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达,升华为一种对神韵的追求。借用他人的话说:“形为先,神韵超乎其表;神韵为主,寓于形,融为一体。若有形而无神韵,神采亦脱格矣。故应形神兼备,神似胜似形似。”正是在这种思想上的大彻大悟,使韩左军先生从根本上涤除了世俗气和雷同感,因而他的创作,应该能够经得起历史的审视和时光的考验。
   相对而言,韩左军先生创作态势似乎已经转入一个“破法”期。他在“二王”的贴脉风格中似乎又增添了几分碑派的金石玉振,用笔大开大合,线条质感丰厚,中锋为主,侧锋辅之;其笔法块面中见飞白,流动中出线条,上下运笔巧妙,左右珠联璧合,愈见个人襟怀与性情,充溢着感性的张力和理性的洞达。
    韩左军先生作品,用笔方圆兼济,或寓方于圆,变化丰富,变幻莫测;用墨则浓淡相宜,或浓或淡,或枯或焦,或浓淡交替,浓而不滞,淡而清雅,将用墨技巧发挥到极致;结体则自然灵动,或收或放;行笔则酣畅淋漓,时而挥洒自如,大胆夸张,一挥而就,时而静气凝神,徐徐而行,力透纸背,注重通篇作品的整体和谐统一,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统一,力求将行草书的激情与气势充分表达和淋漓展现,轻松自然的用笔,流畅爽利的书写,活泼多样的形式,遒劲利索的线条,形式多样的章法,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和艺术风格,凸显先生扎实深厚的书写功力和灵活多变的驾驭笔墨能力以及过人的艺术感悟和创造力,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和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与人极强的艺术享受,可以说是当今继承和发展魏晋书风最成功的书家之一。    
    韩左军先生是理性的,在浮华喧嚣的今天尤见风骨。东坡居士有言,下笔当想到后人。我想,时下凡从事艺术的人,应该排斥现代商业社会中粗浅,媚俗的流弊,神交笔墨,以纠气质之偏,返性情之正,为后人留下一些值得珍视,值得景仰的艺术作品。
(邵大箴:当代中国美术理论家,国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美术》月刊主编,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研究》、《世界美术》杂志主编,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附:韩左军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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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3.2

 

书画3.3

 

 

 

 

韩左军谈书法磨砺:兴趣就是老师

 

    书法像诗词、舞蹈、音乐一样,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如同学者蒋彝先生所说:“观赏……那令人叹服的线条(称之为点划更确切些——笔者)与结体时……能间接地把可见的力量与动势间令人满意的美的平衡输入脑中”,使人“陶然忘乎所以”。正是书法这种神奇的魅力,使我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韩左军1

韩左军

 

    儿时,蘸着稀饭练字
    我出生在晋南农村,这里是华夏民族发祥地——黄河流域一带,小时候村里的明清民宅建筑、台阁、庙宇颇多,匾额、楹联仰首皆是;我的祖父、父亲也都善书,父亲还做过古玩商,闲时常拿出珍藏的名贵印章、字画给亲友观赏。这些情景,濡染了我幼小的心灵,逐渐养成了爱写字的习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吃饭时常用筷子蘸着稀饭在饭桌上边吃边划,为此常挨奶奶的斥责,而爷爷总是莞尔一笑,给我以无形的鼓励。这习惯一直延续了十几年,直到后来工作时,有时在公共场合就餐,此举偶尔被人觉察,弄得我很尴尬。
    兴趣就是老师。读小学时,每天要交一篇仿影作业,写了没多久就改为临帖。在兴趣的驱使下,上完小时我就主动地同时临池柳公权《玄秘塔》和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由于我能把两种不同风格的楷书临摹得惟妙惟肖、泾渭分明,经常受到老师的夸奖。这样一连坚持数年。13岁时我就给村里人写春联,15岁时我就给人家题写过匾额大字。乡间长辈、老师们的赞誉和鼓励,使我学书法兴趣与日俱增,一发不可收拾。

    榜书,完全得力于写大标语
    初中毕业辍学一年回到原籍农村。村情乡趣的生活,使我对包括书法在内的文学、艺术(尤其是民间艺术如剪纸、木版年画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劳动之余坚持创作,1958年前后,曾在当时的山西多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漫画、剪纸、诗歌等作品数十件,打下了从事艺术职业的基础。然而高中毕业时受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潮流裹挟,我考取了工科大学。人生道路的转折、课业的繁重,使我不得不把艺术爱好的范围尽量缩小——放弃了美术、文学,保留了书法,因为书法总是可以作为学人的副业独立存在,从此多少年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着。在小学楷书功底的基础上,社会为师,广涉碑版,博采众长,刻意求工行草,旁及诸体和篆刻。凡与书法有关的活动都积极参与,有时还能获得奖励。十年动乱期间,钻研业务技术,随时都会受到非难,而写大字报,刷大标语则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这一类事时间久了,多数人都产生了逆反心理,而我却越干越爱干,因为不用花钱买纸、买笔就能练字。后来我的书法有所成绩,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尤其榜书,完全得力于写大标语,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关于这一点,我把它叫做“道心中有衣食,衣食中无道心”。参加工作之后的十数年间,我把两个以外(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和基本工资以外的收入)全部献给了我的业余爱好,我把自己的字取为“半工”,斋馆取名为“半墨楼”,即缘于此,半工半墨合而为一。
历尽艰辛乐境多
    有句老话说“事不经过不知难”,实践使我体会到书法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对于书法创作有人这样描述过:“当你追求美的时候,丑就悄悄地跟着来了;而当你驱逐了丑以后,美也就随之而去。”每个有造诣的书法家,都是在这条道路上永无休止的追求者和驱逐者,于是书界有“废纸三千”云云。
    1982年黄河流域十省书法联展征稿。为了争取这次展出机会,我用平时的积蓄买了一刀好宣纸备用,半刀用完了,还没有写出一件满意的。妻子看到我把那么多白净的宣纸没几天全都付之一炬,对我说:“算了吧,你就那水平,全省那么多高手只选20件,能轮上你的?”我说:“你让我把那刀宣纸写完,包能选上。”妻子说:“选不上怎么办?”意思要我说:如果选不上,就洗手不干那劳民伤财的事了。可是我答道:“选不上是水平不够,继续努力!”妻子没法只得任我。经过反复再三,终于写出了一件满意的,并制成刻木书法作品送上。不久即得到入选消息,并被赞誉为“山西第一匾”。“历尽艰辛乐境多”,那时我的兴奋心情真难以言表。功夫不负有心人,其后的几年里,我的书作相继入选了全国第二届和第五届书法篆刻展览、第二和第三届全国刻字艺术展览、第二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中外草书展览和国际书法展览等。1991年还应邀赴日本举办了“日中友好韩左军书法展”,1999年随同山西省书法家代表团出访了韩国。多年来的实践使我体会到:人最惬意的、也最能诱人奋发向上的事,莫过于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社会承认,被承认得越多,就越受到鼓舞。因此每次作品的入选,或发表,或获奖,都鼓励我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实践还使我认识到:书法的真、善、美,就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其博大精深,魅力无穷,使之弘扬传世,是吾辈的职责。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学书法的人都知道书法的长进很难,当相当长的时间不见长进时会感到迷茫。
    1984年,我拜访过董寿平先生求其指点迷津。董老看过我的几幅字以后说:“我看你在字面上下的功夫已经够了,以后的努力主要是字的内功,也有人叫字外功。”董老例举了许多学问家,说他们虽不以书法家名世,但写出的字,非常耐看。董老的话使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已故赵鼎新先生是我的挚友,也曾劝我多从诗词、联句上下点功夫,“作书时文能己出,岂不是珠联璧合?”赵鼎新崇拜我的书法,我崇拜赵鼎新的诗词。九十年代他填的一首《渔家傲·答<群英谱>编者》词,深深地打动了我:“养老无金穷且苦,釜中野菜和根煮。不是贪官和巨贾,非硕鼠,敢求入你《群英谱》;几首歪诗抒积愫,贱名偶而为君虏。编与不编凭尔处,休照顾!虚名与我如粪土”。自此,我经常向他请教诗词、楹联方面的知识。间或有新作首先示他,征求意见。我的楹联“驰乡里旧路背负塔峰面近姑射;寓景云新居仰瞻关庙回眸古槐”下联中的“瞻”字,本来用了一个“盱”字,赵鼎新看到后认为用“瞻”优于用“盱”,经他一改,点石成金。他每有新作,亦示我以先睹为快。还有我的《太平乡思记》:1985年,我在502厂上班时,省国防工办组织了一次20人的黄山旅游度假活动,其中有我。当看到悬崖峭壁上的摩崖“立马空东海,登高望太平”时,骤然想起了故乡原太平县民国初年改名之事,回到住所,在日记中写了一篇短文“太平乡思记”。原文不足百字,后来写成条屏自娱。赵鼎新发现后抱怨说,如此好的题材,只可惜记事线条太粗了,遂亲自动手将原稿修改成200字文。后来乡僚同仁建议干脆把这篇文稿镌碑立于汾城鼓楼(太平县原址),让乡人知道个中巨细。为了慎重起见,一方面刊发于《新田》杂志,另一方面发函国内文坛名宿胡望之、卫俊秀、姚奠中、王学仲诸教授先生征询指疵,最后根据几位先生的校订、改正稿,综合成最后定稿的285字文《太平乡思记》,勒石镶嵌于汾城镇街心鼓楼。从初稿到定稿勒石整整5年时间,真应了贾岛的那首诗中写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自认为这是平生的得意之作,是天人合一的产物,也是人磨墨墨磨人的成果。
    经过几年的磨砺,于2007年七十初度时,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自撰诗文书法集,收录了我的自撰诗文、楹联书法作品40幅,遗憾的是沈鹏先生专门为我题写的书名《韩左军自撰诗文书法选》因时间急促没有赶上使用。
    朋友们,爱好书法的年轻朋友们:书法是我们祖国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你决心在这块园地里立志成才,攀摘那颗被誉为东方艺术奇葩的明珠,认准了路,就应该一直走下去,用意志和毅力去战胜这条道路上的荆棘坎坷,在尽头等待你的,必然是成功。愿共勉之!

韩左军2

 

韩左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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